秦晖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上

2019-06-10 16:16:32 来源: 哈尔滨信息港

秦晖:辛亥百年遗产,几个层面的观察(上)

辛亥百年,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;百年辛亥,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。一百年来,在国难当头、强敌入侵时,人们为“民族”而战斗;因积贫积弱、温饱难求故,人们为“民生”而拼搏;当国家自立、国民脱贫后,对“民权”的追求又强烈起来。只要民主前贤、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,“辛亥情结”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。

近代中国的发展非“三阶段”而是“两条线”

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,予以辨析是必要的。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,这恐怕更应该反思。

例如,过去人们常从“中西文化碰撞”的角度看近代史,于是流行一种“三阶段”的叙事: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,学习西方的“器物”;戊戌、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,是学习西方的“制度”;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层次,开始“改造国民性”,学西方的“文化”了。

这种把“文化”列为层次的“三阶段”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。但它未必符合事实。笔者曾指出: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“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”的共和民主“制度”产生羡慕,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“船坚炮利”,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“器物”,却对西方“政教”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。但是,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:作为基督教这一“文化”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,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。今天的“新儒家”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。其实太平天国对“儒家文化”的极端排斥和禁毁,对“基督教文化”的狂热信仰和推行,都比被今人称为“激进反传统”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:太平天国在“器物”和“制度”两方面却没有什么“进步”可言。

我把“选择什么”称为文化,而“能否选择”称为制度,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: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,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;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,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;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,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(是否民主),则是制度之别。从这个角度看,太平天国“文化”上以耶排儒,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,是典型的“西化而非现代化”运动。

30多年后的义和团,“奉旨造反”,大闹京师,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,从“文化”、“制度”直到“器物”全都一锅端了。但是,如此激烈“反西化”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?那怕就是“传统文化”、儒家文化、“文化保守主义”,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?义和团请来各种“神仙”,从太上老君、黄连圣母、伏魔大帝、洪钧道人直到“念咒语,法真言,升黄表,敬香烟,请下各洞诸神仙”,可谓有奶便是娘,但从来没提孔孟,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。“满口怪力乱神,噤声道德文章”就是这个“运动”的特点。“文革”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“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”之列,也不是空穴来风的。义和团“反西化”却不尊儒,整一个“荆轲颂秦王”的活剧而已。

于是,从“金田起义”到“庚子国难”,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“大拐弯”。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,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,实现“中世纪式西化”,而义和团要以“各洞诸神仙”扫除基督教,实现“怪力乱神式本土化”。洪秀全们要把“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”强加于中国人,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。“文化资源”一西一中,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。值得注意的是: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,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: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“妖书”而禁绝,“神团”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。这样看来,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,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。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“高潮”而捧上云霄,而当时恰恰也是“西方的”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,岂不令人深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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